6月19日，2024陸家嘴(600663)論壇在上海開幕，此次論壇主題為“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重磅嘉賓出席論壇。
“中國貨幣政策的立場是支持性的，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與國際相比，潘功勝表示，歐央行等一些央行已開始降息，一些央行仍在觀察，預期今年晚些時間落地，但總體保持高利率、限制性的貨幣政策立場。
展望未來，他表示，將繼續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加強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支持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貨幣政策立場是支持性的，
一些金融機構仍有很強“規模情結”
潘功勝在論壇上定調：“中國貨幣政策的立場是支持性的，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支持性”何以體現？潘功勝稱，在貨幣政策總量上，人民銀行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帶動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等金融市場利率下行等，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今年5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8.4%，M2同比增長7%，均高于名義GDP增速；5月新發放貸款利率為3.67%，處于較低水平。
與此同時，在貨幣信貸結構上，發揮宏觀審慎政策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設立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加大對科技創新和設備更新改造的金融支持。推出房地產支持政策組合，包括降低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個人房貸利率下限、下調公積金貸款利率，并設立保障性住房再貸款，用市場化方式加快推動存量商品房去庫存。
潘功勝稱：“目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余額約7萬億元，約占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的百分之十五，聚焦支持小微企業、綠色轉型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此外，在貨幣政策傳導上，著力規范市場行為，盤活低效存量金融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暢通貨幣政策傳導。
他表示：“今年以來，我們會同國家統計局優化季度金融業增加值核算方式，由之前主要基于存貸款增速的推算法改成收入法，更真實地反映金融業增加值水平，弱化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存貸款‘沖時點’行為。同時，經過幾十年的商業化、市場化進程，一些金融機構仍然有著很強的‘規模情結’，并且以內卷、非理性競爭的方式實現規模快速擴張，這是不應該的。對于一些不合理的、容易消減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行為，我們加強規范，包括促進信貸均衡投放、治理和防范資金空轉、整頓手工補息等”
另外，他還指出，短期內，這些規范市場行為的措施會對金融總量數據產生“擠水分”效應，但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立場發生變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有利于均衡信貸增長節奏，緩解資源配置扭曲，減少資金空轉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有利于金融高質量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
優化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變量，
研究納入M1統計范圍
潘功勝指出，保持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是法律明確規定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為實現最終目標應如何做？潘功勝稱，貨幣政策需要關注和調控一些中間變量，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大多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而中國采用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的辦法。
他表示：“傳統上，我們對金融總量指標比較關注，但也在不斷優化調整。過去，貨幣政策曾對M2、社會融資規模等金融總量增速設有具體的目標數值，近年來已淡出量化目標，轉為‘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等定性描述。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結構轉型，實體經濟需要的貨幣信貸增長也在發生變化。貨幣信貸總量增長速度的變化，實際上是我國經濟結構變化，及與此相關聯的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變化的反映。”
從總量的數學關系看，增速是增量與全部存量的比值關系。分子是當期的增量，分母是全部的存量。他表示，目前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超過390萬億元，M2余額超過300萬億元，宏觀金融總量規模已經很大，金融總量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與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一致。同時，很多存量貸款效率不高，盤活低效存量貸款和新增貸款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本質上相同。
從信貸結構發生的變化看，潘功勝稱：“當前近250萬億元的貸款余額中，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占比很大，此部分不僅不再增長，反而下降。剩下的其他貸款需先填補此下降部分，才能表現為增量，全部信貸增速要像過去一樣保持在10%以上很難。”
此外，他指出，從貨幣供應量的統計看，也需要適應形勢變化不斷完善。隨著金融服務便利化、金融市場和移動支付等金融創新迅速發展，符合貨幣供應量特別是M1統計定義的金融產品范疇發生重大演變，需要考慮對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進行動態完善。個人活期存款以及流動性很高甚至直接有支付功能的金融產品，從貨幣功能的角度看，需要研究納入M1統計范圍，更好反映貨幣供應的真實情況。
明確主要政策利率，
買賣國債不代表要搞量化寬松
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調控和傳導機制。從央行政策利率到市場基準利率，再到各種金融市場利率，總體上能較為順暢地傳導。
“但也有一些可待改進的空間。”潘功勝表示，央行政策利率品種較多，不同貨幣政策工具之間的利率關系較復雜。未來可考慮明確以央行的某個短期操作利率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看，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擔此功能。其他期限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順由短及長的傳導關系。
同時，他表示，持續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針對部分報價利率顯著偏離實際最優惠客戶利率的問題，著重提高LPR報價質量，更真實反映貸款市場利率水平。
此外，在調控短端利率時，潘功勝表示，中央銀行通常會用利率走廊工具作為輔助，把貨幣市場利率“框”在一定的區間。目前，我國的利率走廊已初步成形，上廊是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總體上寬度較大，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定價的作用，保持足夠的彈性和靈活性。
潘功勝稱，從近段時間貨幣市場利率走勢看，市場利率已經能夠圍繞政策利率中樞平穩運行，波動區間明顯收窄。如果未來考慮更大程度發揮利率調控作用，需要也有條件給市場傳遞更加清晰的利率調控目標信號，讓市場心里更托底。另外，還需配合適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寬度。
另外，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債券市場的規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過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投放基礎貨幣的條件逐漸成熟。
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潘功勝表示，人民銀行正在與財政部加強溝通，共同研究推動落實。此過程整體是漸進式的，國債發行節奏、期限結構、托管制度等需同步研究優化。
潘功勝強調：“把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寬松，而是將其定位于基礎貨幣投放渠道和流動性管理工具，既有買也有賣，與其他工具綜合搭配，共同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在匯率方面，潘功勝表示，人民幣匯率在復雜形勢下保持基本穩定。經過多年持續努力，中國外匯市場已取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市場參與者更加成熟，交易行為更加理性，越來越多的經營主體使用匯率避險工具。同時，目前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收支占比達30%，降低了企業生產經營面臨的匯兌風險敞口。
他表示：“我們應對外匯市場波動的經驗更加豐富，今年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逐漸轉向，美元升值動能減弱，國內外貨幣政策周期差趨于收斂。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和跨境資本流動平衡，擴大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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