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匯率“破7”引起市場廣泛關注。實際上，人民幣“破7”并非新鮮事。
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及對中國加征關稅預期等影響，2019年8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了7元，這是200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首度突破7這一關口。央行當日也就“破7”進行了回應。
央行相關負責人當時表示，人民幣匯率“破7”，這個“7”不是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也不是堤壩，一旦被沖破大水就會一瀉千里；“7”更像水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
從后續走勢看，人民幣匯率2019年7月-2020年7月一年間在7左右反復拉鋸，最低一度跌到7.2，但2020年8月后隨著中國經濟率先從抗疫中國恢復，人民幣匯率開啟新一輪漲勢，今年3月一度逼近6.3。但隨著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人民幣今年4月后走貶。誠如央行相關負責人所言，并不是“一瀉千里”，而是“有漲有落”。
前述回應十分形象，更容易理解，這是央行罕見地以“打比方”的形式回應金融問題。央行既面對市場，也面對公眾，做好預期管理既需要模糊的藝術，也需要準確的表達。
前者如回應降準降息時，央行一般都會回答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最多將其轉化為降準降息的空間，后者如前述回應人民幣“破7”的問答。實際上，央行使用“打比方”將事情解釋得更透徹的案例并不少，尤其是前行長周小川。
為了說明宏觀審慎的重要性，他通過打比方說明微觀審慎性的總和不等于宏觀上的審慎性、個體的健康性不等于總體的健康性。
他說，對于一個連隊，如果每一個士兵身體狀況通過體檢測試出各項指標都合格，可以說每個士兵的身體都是健康的，都是符合作戰要求的，但作為總和的連隊整體健康恐怕還不好說。如果每個士兵都健康，但突然有士兵得了傳染性疾病，如果不及時防止其傳染，就可能導致整個連隊出現問題。
他延伸表示，在金融體系中，這種傳染性主要體現在各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的關聯度上。理論上說，金融機構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商業銀行的負債通常是企業和居民的存款，資產則是發放的貸款，但實際上由于金融機構間存在大量的同業往來，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占很大的比例。
“不僅銀行如此，保險公司等也較為突出，特別是隨著分工的細化和融資渠道的多樣化，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也都不同程度存在這一現象。這導致了不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高度關聯，一旦一家出現問題，就很容易相互傳染。”周小川稱。（出自2011年發表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相關理論解釋和主要內容》）。
去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宏觀審慎政策指引（試行）》，主要就是解決前述問題。
再如對于危機中央行是否應該救助以及如何救助時，周小川2012年在《走出危機僵局需要設計新的激勵機制》表示：
打個比方，這有點類似于局部農田干旱缺水，央行管著水庫大壩，央行想挖幾個渠來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農田，但法規說這不是央行的工作，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開閘門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會達到需要的農田。但問題一是資源有所浪費（如未來有通脹）；二是可能出現副作用（如新興市場遭到過量資本流入）；三是不確定需水之處能得到多少，公眾是否滿意。
對于浮動匯率機制和固定匯率機制的利弊，他2005年在《理解匯率機制改革的四個角度》一文中表示，是固定的匯率機制能夠經受金融風波還是浮動的匯率機制能夠經受風波？這兩種方式不一樣，所以站在其中一個角度會看到另一個體制的問題比較多。
他進一步解釋稱，比方打仗， 固定匯率有點像我們手里面拿的盾牌，得拿著堅持住，否則沖擊就會對你造成影響。如果你發生動搖的話，就會給出一個信號，這個信號會使投機者、沖擊者發現一些弱點，發現有機可乘之處。而浮動匯率有點像一個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我就給你一個軟的，不讓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時候，我還夾你一下。還有一種就是敵進我退，等你撤了我就頂回來了。
“所有的東西都有優點，也會有缺點，兩種思維模式不一樣，兩種體系在應對外部匯率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 ”周小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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