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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如聲開欄語：

“歷史不會重演，只是偶爾押韻。”當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寫下這句話時，便道出了我們需要了解歷史的原因。面對財富機會，人們誤以為自己是“天選之子”；面對財富失敗，人們誤以為自己是“天棄之人”。夜郎自大，妄自菲薄，又卑又亢，都不可取。特性中有共性，共性中有特性。經濟自有周期，勝敗皆有規律。每每以為“這次不一樣”，實際上是“次次都一樣”。向往未來，面向過往才能找到未來的答案。許許如聲，就是這樣一個讓財富聽見歷史的回聲的專欄。

許驥（史丹利(002588)），財經作家，財富保值與傳承專家，出版著作17種，《錢的第四維》獲北大匯豐商學院2021年度經濟學著作。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碩士，認可信托策劃師（CTP），現在李嘉誠家族旗下金融公司擔任總監。

現在人們對香港的認知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而作為“金融之母”的銀行系統更加是十分穩健。以匯豐銀行、中國銀行(601988)和渣打銀行為旗艦，以及無數中小銀行為矩陣的香港銀行系統，構成了無比強大的金融體系。但是這套系統在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還是一個野蠻生長、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環境。經歷了暴雷、擠提等等腥風血雨的教訓之后，通過不斷完善的立法和監管，才逐漸形成健康的生態。今天我們就來回顧一下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銀行暴雷往事，故事會從一間久負盛名的金鋪開始講起。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澳門誕生了一家“謝利源金鋪”，到1982年的時候，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百年老店，在香港也發展得如火如荼。大約十年前，香港謝利源轉型做黃金金融，推出“千足黃金積存計劃”，市民只要購買一錢重的實體黃金，就可以開一個買賣黃金的賬戶，按當日金價炒賣黃金。根據估計，謝利源借此吸納了逾2000萬港元。其風險是，如果金價飆升，戶主要大量拋售的黃金的時候，謝利源就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怕什么來什么，1982年8月，國際金價每兩急漲近1500港元，因為資金周轉不靈，僅一個月后的9月6日就宣布倒閉。戶主們當時懵了，誰也想不到百年老店會在一個月內說倒閉就倒閉。第二天，市場盛傳當時的恒隆銀行和謝利源關系密切。恒隆銀行的存戶頓時感到緊張，紛紛到恒隆銀行的分行前排起長龍擠提，于是引發了銀行危機。

恒隆銀行反應迅速，當天下午總經理莊榮坤就召開記者會，鄭重聲明恒隆銀行與謝利源金鋪沒有財務關系。兩天內，恒隆銀行籌集7億元現金應備，而實際被取走的資金只有1億元，度過難關。你以為事件就此結束了嗎？并沒有。過了3個多月，11月15日著名的存款公司大來信托暴雷。由于莊榮坤同時也是大來信托的控股董事，外界又把目光聚集到恒隆銀行。而且，受到大來信托暴雷影響的金融機構眾多，市場彌漫著恐怖的氣息。直到1983年9月，恒隆銀行已經撐不下去。由于恒隆銀行當時已經“大到不能倒”，港府不得不介入，動用外匯基金接管了恒隆銀行。港府接管以后，經過長達數年的整頓、經營，最后于1989年以6億元的價格將其出售，反而凈賺了3億元。

你以為事情就此結束了嗎？并沒有。恒隆銀行暴雷尚未平息，1985年6月，香港海外信托銀行也暴雷了。海外信托銀行由福建籍馬來西亞富商張明添于1956年創辦，當時是僅次于匯豐銀行、恒生銀行的香港第三大銀行。不過隨著張明添1982年突然去世，海外信托銀行命運急轉直下。海外信托銀行踩的雷主要是“支票輪”（Check Wheel）。所謂“支票輪”是一種騙局，通常騙徒會利用時區的差別，以及各地處理支票所需的時間差，利用一張可以兌現的支票提供保證金作交易，但在交易完成后從戶口撤走資金，

使支票變得不能兌現。海外信托銀行從1981年9月開始涉及該業務，其實也是受害者。但金融市場就是這么殘酷，僅僅半年后就暴雷了。海外信托銀行撐到1985年，最后不得不也被港府托管。1993年，港府脫手海外信托銀行，又賺了4.2億元。

你以為事情就此結束了嗎？并沒有。隨著恒隆銀行、海外信托銀行這些有實力的大行紛紛暴雷，各種中小銀行的危機蔓延開來。1983年10月，著名港商馮景禧創辦的新鴻基銀行遭到擠提，不得不出讓過半股份給中東阿拉伯銀行，更名為港基銀行，后來又轉手成為現在的富邦銀行。另一家與海外信托銀行關系密切的嘉華銀行，是知名商人林子豐創辦的，后賣給新加坡僑商劉燦松家族，當時也陷入危機。1986年，得到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注資才化險為夷。12年后，嘉華銀行更名為中信銀行(601998)（國際）。還有其他一些銀行，例如永安銀行、友聯銀行、康年銀行等等，均遭遇不同程度的危機。總之，這場危機經歷了好幾年時間，到90年代才完全平復，導致整個香港銀行生態大洗牌。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上一次銀行危機中，基本上沒有銀行真的破產倒閉，要么政府接管，要么其他金融機構接盤，存戶的權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這些畢竟不是法律制度層面的保障，還是會讓市場感到擔憂。其實，從1983年恒隆銀行暴雷之后，港府就意識到需要采取行動了。因為香港過去一直采取“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政府很少干預市場。但是銀行業出現“大到不能倒”的機構之后，這種政策難以維系，必須要加強監管防范風險。于是，1984年港府邀請英國金融管理局前管理董事理查德·法蘭特（Richard Farrant）前來考察。經過一年多的醞釀，當時的香港立法局于1986年5月29日三讀通過了全新的《銀行業條例》，從此拉開了香港銀行業的新篇章。

筆者認為1986年《銀行業條例》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規定對銀行資本充足比率和流動資產比率的限制。所謂資本充足比率，指的是銀行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率。之前的規定是5%，香港率先將其提高到8%。值得一提的是，8%是1988年9月1日由國際清算銀行提出并生效的《巴塞爾協定》（Basel Accords）所規定的全球通行的銀行資本充足比率，香港標準比世界標準提前了兩年，這是香港金融行業引領全球的表現之一。通過1986年《銀行業條例》的修訂，徹底將香港金融業提升到了國際水平。但是，即便在新條例通過后，香港還是避免不了一次“核彈”級的銀行暴雷事件。那就是，1991年發生的“國商事件”。“國商事件”才是香港金融史上真正“觸及靈魂”的“史詩級”事件。

“國商”的全稱是香港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在盧森堡和開曼群島均有公司，香港國商是其附屬機構，在全港設有25間分行。國商在全盛時期，曾在全球72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堪稱金融帝國。但是1988年，美國海關破獲一宗販毒洗錢案件，牽扯出與國商有所瓜葛。1991年7月5日，經過會計師行的調查發現國商涉嫌商業詐騙，“問題貸款”數目高達40億美元。由于事發突然，港府于介入。次日，香港國商照常營業但遭到擠

提，半天被提走3.27億港元。但是當天下午，VISA決定停止全球國商信用卡的使用，事態立刻緊張起來。7月8日，港府宣布國商暫停營業，凍結110億港元存款。當時全香港有4萬多名國商存戶，聞訊情緒激動，集結在立法會大樓和港督府靜坐抗疫。

7月17日，港府決定不為國商擔保，并宣布國商進入破產流程。此時在等候會議結果的存戶大為憤怒，在中環遮打花園一帶阻塞交通抗疫，引發群體性事件，警方需要出動上百名警察驅散人群，騷亂才受到控制。8月7日開始，存戶在天星碼頭進行馬拉松式絕食抗議。1992年3月，香港高等法院正式發出對國商的破產令。9月14日，高等法院批準國商的賠償存戶協定計劃。從1992年9月至1995年4月，破產中的國商向債權人發還9期存款，存款10萬元及以下的存戶在第一期就能獲得全部存款，其余大額債權人則在第9期總共能取回約87%的存款。1995年5月10日，港府正式吊銷香港國商的銀行牌照，歷時4年的“國商事件”才正式告一段落。

我們今天回看香港銀行業的這場暴雷往事，可以采用隔岸觀火的態度。但是設想一下身在其中的那些儲戶，心情可沒這么輕松。這可是多少人的血汗錢，心情和今年河南村鎮銀行暴雷的苦主是一樣的。而直到現在，香港都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其實有學者提出過類似想法，但是因為會增加成本，被業內人士否決了。為了彌補這一缺憾，香港1993年通過的新版《公司法》規定，金融機構破產時，存款在20萬港元一下的存戶有優先索賠權。最后說句題外話，在大量銀行暴雷之后，銀行存款和其銷售的理財產品遭到質疑，香港從1990年代開始迎來了新的時代：保險時代。保險公司成為繼銀行之后，下一個引領香港金融業的重要角色。保險產品由于其穩健性和跨越經濟周期的能力，也比理財產品更加受到投資者的青睞。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