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來，我國多地受到疫情襲擾，對經濟運行態勢有所影響。在14日舉行的“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預計，二季度我國GDP增速為2.1%。
為應對疫情沖擊，盛松成認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宜穩中趨松，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并有效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
對于貨幣政策的整體效果，多位與會人士表示，目前我國央行應對疫情的整體判斷、貨幣政策的選擇、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是有效果的。我國沒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貨幣政策結構性逆周期發力，定向精準支持小微企業、制造業等重點領域，這既激活了微觀主體活力，又增強了總體創新能力，穩定了產業鏈與供應鏈，也穩住了宏觀經濟。
降息的作用是“防火”
疫情之下，貨幣政策能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表示，如果將疫情期間的經濟環境比作森林火災，貨幣政策在其中發揮的三個及時作用分別是“防火”、“滅火”、“救災”。
對于“防火”，張斌認為，疫情期間企業或消費者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活動，就會出現現金流斷裂，如同森林里到處是火星子，此時需要普降甘霖，那么總量政策扮演了大雨的角色，具體可通過降低利率的方式，既能降低債務成本，也能提高資產估值，這對絕大部分經濟主體的現金流都能起到改善作用。
對于“滅火”，張斌稱，當一個市場出現火災，火勢會迅速傳遞至其他市場，美國貨幣當局及時滅火的具體方式是有針對性地放水，而我國各個金融市場運行相對平穩，但其中房地產市場經歷了過度下行。他認為，重點應對措施在于降低房貸利率，推動房貸利率的市場化競爭。
對于“救災”，張斌進一步表示，這需要針對特定的行業與企業，找到它最需要救助的地方。但既然是“救災”，就意味著借出去的錢未必會完整地收回來，因此“救災”其實更適合由財政來做，貨幣當局更多起到的是輔助作用。
除境內疫情多點復發之外，海外環境也日趨復雜。在內外部因素交織共振下，貨幣政策發力時點如何選擇？
“石油、天然氣價格上漲，進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修復，這加大了中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也有可能會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形成掣肘。”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分析稱，最近兩個月，中國的CPI同比、環比增速出現上升，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時間窗口并不是美聯儲是否加息，而是通脹期到來之前。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亦表示，當前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財政、貨幣政策支持，并且時間點很關鍵，宜早不宜遲。
結構性工具發揮作用越來越大 總量政策亦不能忽視
近年來，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得到創新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有效發揮。近期，人民銀行又推動設立科技創新和普惠養老兩項專項再貸款，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與行業傾斜。
“當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約占到央行對商業銀行債權的60%左右，已超過中期借貸便利、逆回購操作等普通類型的流動性支持在債權中所占的部分。”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發展與監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華夏銀行(600015)原行長張健華表示，市場化是貨幣政策傳導的改革方向，通過價格調控取代數量型調控。當前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工具用得相對少一些，數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較多，并且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越來越具體。
對于實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張健華分析稱，一是能夠向市場傳遞信號，即央行貨幣政策除總量與價格外，預期管理和引導性導向也很重要；二是此類直達的貨幣政策工具縮短了傳導路徑；三是起效快，而無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都有一定的滯后期；四是能夠直接降低一部分企業的融資成本。
“鑒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較為清晰，因此需要央行與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場前面，要更清楚地知道投向哪個行業的效率會更高。”張健華表示。
但他也同時指出，這種以價格優惠吸引銀行撬動資金的方式，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不如投資性質的財政資金更加有效；結構性改革也是長期問題，通過貨幣政策的短期工具來支持長期結構變化有一定難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則認為，總量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加強，而一些結構性貨幣政策要保持相對謹慎的態度。“央行提供的流動性直接投放在指定領域，引發的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是否出現一些模糊？此外，隨著貨幣政策越來越多的結構化，與政府過去傳統的資金配置又有怎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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