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
(3300字，5-7分鐘）
八年前馬云的第一次傲慢“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加快了傳統金融的互聯網改造。最近幾天，馬云向傳統金融發出第二次傲慢，宣稱“傳統金融沒有形成系統，巴塞爾協議是老年俱樂部”。
馬云老師不經意的一段話，引得傳統金融界暴跳如雷，幾乎群起而攻之。他們抓住馬老師對金融的“不專業”紛紛展示自己的“專業水平”。有些專家甚至之乎者也地把巴塞爾協議整段整段的背誦，以顯示自己的專業水平。
顯然這不是一個頻道上的對話。廟堂雖高但身不由己，江湖雖遠卻言說自由。銀行的廟堂，與馬云的江湖，不同頻道的對話。但馬老師顯然有點失誤：批評傳統金融，從戰略，從概念，從路線上批評就行了，何必要講什么“巴塞爾協議”、系統性風險等自己不擅長的領域，這些金融學本科生都耳熟能詳的專業名詞。一旦說不明白不是降低自己的身份、落人口實？
同時，一篇批判馬云無知與傲慢的文章評論里，有些讀者好像也不同意對馬老師的聲討，有好多還是干了幾十年的老銀行人，他們還是充滿了銀行價值虛無主義：傳統金融的專業水平和現在做的事，到底靠什么賺錢（平臺、國企和房地產三大件），巴塞爾協議落地多少，銀行管理的現代化程度，自己能否有個客觀的評價？這與我前些年寫的一篇文章《凜冬已至，還有多少人假裝干銀行》有相似的看法。但時過境遷，我已經又寫了新銀行系列三部曲，尤其是著重探討銀行數字化時代的“第二增長曲線”問題。
畢竟，在疫情期間，由于產業數字化程度已經做的很好，金融（產業數字化）和信息科技（數字產業化）是今年上半年唯獨兩個對GDP拉動為正的行業。
圖1. 金融業與信息產業成為上半年唯獨兩個拉動經濟增長為正的行業
圖2. 金融業的數字化程度名列前茅
馬云是互聯網時代原生的企業家，他的思維與傳統經濟和金融范式肯定不同。在他的認知范式里，巴塞爾那些線性的、權威式的、工業化時代的監管范式，當然屬于“老人俱樂部”。阿里巴巴、淘寶從誕生起，不僅是享用互聯網電商的技術紅利，更多的是淘寶平臺電商的幾乎完全自由市場的制度紅利。
低稅費甚至是零稅費，沒有地方保護主義，全國統一大市場（網民無區域屬性，除了幾個非包郵區），通過網絡支付技術建立起信任，早期也沒有明顯的壟斷和排位費。
我甚至認為，淘寶平臺形成的全國乃至全球大市場，自由市場的制度紅利，超過了互聯網電商的技術紅利，或者旗鼓相當。
所以，馬云的思想底色是互聯網原生態的，是自由市場主義的，是去監管化的（無監管或自監管成就了淘寶）。同樣，他對金融的認知也是一樣，根本沒有意識到金融業是一個會產生嚴重污染的行業——單個企業的風險會污染整個社會信用體系，所謂的外部性。
然而馬云當然有傲慢和豪橫的資本，再說他又不是第一次對傳統金融傲慢了。還記得2013年互聯網元年馬老師的傲慢狂言嗎：如果銀行不改變自己，我們就改變銀行。
快八年過去了，互聯網金融這個熱詞已經被污染進入了監管的黑名單，同時銀行在信息科技應用上也做了大量的改變：在業務模式方面，影子銀行和資管業務被資管新規嚴格束縛而不斷萎縮；在信息技術方面，金融科技對銀行的改造早已經超過了其他大部分行業。
從某種程度上說，馬云的“第一次傲慢”，客觀上加快了傳統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的數字化改造。這應該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鯰魚效應。
可以說，全球銀行業的價值和技術覺醒，受益于信息科技革命時代，兩個“互聯網教父”的“傲慢”，一個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比爾蓋茨的傲慢，“銀行將是二十一世紀終將滅絕的恐龍”，一個是2013年馬云的傲慢，“銀行不改變我們將改變銀行”。
距離比爾蓋茨的傲慢三十多年過去了，銀行倒是越來越龐大像恐龍，但并沒有滅絕。距離馬云的傲慢快八年過去了，中國的銀行業改變了很多，但有些方面依然不盡人意。
圖3. 疫情后銀行罕見的出現“兩降（凈息差與資本充足率）一升（不良率）”
或許銀行業應該感謝蓋茨和馬云的“傲慢”，沒有他們制造的危機意識和轉型緊迫感，哪有銀行今天的數字化改造成績。
傳統金融業在產業數字化方面已經做的很好了，為何馬云還如此不屑一顧，甚至大肆批判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巴塞爾協議》？
當然也有批判的資本，即馬云即將上市的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螞蟻金服。從螞蟻的業績和技術水平來看，的確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傳統金融一大截。甚至可以說是冷熱兵器時代的差距。
但擁有更多體制內資源的銀行，為什么還遲遲沒有啟動數字化時代的“第二增長曲線”，在某些方面甚至還越來越不盡人意？
從我個人的初步研究來看，銀行“第二增長曲線困境”的主因無外乎三個：
第一，數字技術深化的第二階段遇到了瓶頸。如果說銀行數字化的第一階段只是在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智能網點等渠道或前臺發力并在爭奪流量方面取得了成功（可以認為這一階段是互聯網金融而不是數字金融），但當前數字技術對風險管理、流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資產負債管理等的深化應用遇到了瓶頸。尤其是在大數據和智能風控方面，除了幾個個別銀行，在某些方面不如專業的第三方。
第二，銀行第二增長曲線困境的首要障礙不是技術層面的，而是制度層面的。有銀行從業經驗的可能就同意，現在傳統金融的問題，根本上不是技術問題（信息科技方面銀行每年投入很多），而是監管、治理、管理、流程、組織結構等制度機制問題。比如，如果一筆貸款，在制度上做不到盡職免責和激勵約束相容，那么再高的技術帶來的便利也沒有用處，除非技術能解決風險出現過程的客觀計量問題。再比如，監管層對銀行市場化經營的約束，地方政府作為股東的“內部人控制”，尤其是借款人地方國企與地方政府控制的銀行之間權屬糾纏的債權—債務關系問題，等等，這些束縛信息科技生產力的生產關系理不順，第二增長曲線就無從說起。
第三，傳統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存在很大的歷史包袱和財政包袱，并不能完全按照技術思維來進行數字化改造。現在很多銀行，尤其是一些在上一輪周期背上不良包袱的中小銀行，當前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解決歷史問題上，哪還有心思和資源發展數字技術。另外最重要的是，銀行作為一個大企業，很多管理人員和員工年紀已經很大，沒有辦法理解和適應數字化時代，這是銀行數字深化，開啟第二增長曲線的資源約束與路徑依賴問題。
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如何解決？治理體系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是老生常談，如果商業銀行不能商業化，而是按照財政的思維干銀行，那么轉型也就無從談起。所以首先是回歸商業銀行的商業本性，讓更多的銀行家、銀行家精神涌現出來，讓他們像優秀的企業家一樣贏得社會尊重，改變越來越多的金融腐敗蛀蟲，在社會上給銀行從業人員帶來的負面印象。
其次，要運用技術手段推動敏捷性組織的建設，改變商業銀行在制度層面一直難以解決的一些機制頑疾。比如風險處置的盡職免責問題，可以用大數據來形成客觀風控流程，最大化降低人為主觀審核，可以逐步解決銀行長期存在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還有自動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對流程優化的改造，解決了過去單純靠制度變革來推動的業務體制效率提升問題。前一陣我調研一家銀行，這家規模比較小的銀行通過數字技術和線上場景，將會計崗位前置到大堂營銷主管，實現了“營銷會計”的創新。
第三，將歷史包袱剝離，分類形成“壞銀行”和“好銀行”，改變過去那種不好不壞、混沌經營，因不良和有毒資產的污染造成全行士氣低落和文化變異的問題。把銀行中的不良資產、有毒資產單獨剝離形成特殊資產處理中心（壞銀行），專人專業的清收、處置和重組等。另外的好銀行輕裝上陣，優化風險偏好和資本分配，繼續集中精力謀創新、謀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銀行第二增長曲線的開啟，需要更多的具有“危機管理”思維的銀行家。
總而言之，馬云雖然傲慢，但其實并不無知。無知的是時代已經變遷，卻依舊鎖定在過去的“認知陷阱”里。后疫情和數字化時代，新的一幕金融生態畫卷已經徐徐展開。無論愿意與否，金融業必須接受更大的來自螞蟻金服這樣原生金融科技獨角獸的挑戰。與第一次傲慢一樣，馬云的第二次傲慢可能就是銀行利用數字科技開啟第二增長曲線的開始。
（封面圖源：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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