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019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
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新發展格局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要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業開放不僅引入了機構、業務、產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給，還促進了制度規則的完善，促進了金融制度供給。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央行行長易綱日前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稱。
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經貿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已成為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直接投資目的地，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樞紐和制造中心。2002年～2019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
“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機下，中國金融業開放能夠有這么多政策出臺和落地，非常令人敬佩，也期待出臺進一步的細則。”多位外資銀行高管在外灘金融峰會上稱。
金融業開放邁出里程碑式步伐
在過去兩年，我國金融業開放邁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條開放措施。例如，取消證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等領域外資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批準運通、萬事達卡、惠譽等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等。
數據顯示，2018年以來，新增外資控股證券公司8家、外資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20家，標普、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已進入中國市場。
再例如，我國不再對外資證券公司業務范圍單獨設限，實現內外資一致；允許外資銀行經市場化評價后獲得債務投資工具主承銷商資質，允許外資銀行分行及子行獲得基金托管資質等。
易綱稱，我國持續推動金融業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金融展業環境。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開放理念和模式的轉變。“盡管我國金融業開放步伐很快，但我們在同外資金融機構、境外央行的溝通中也注意到，外資在機構準入和展業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請諸多許可，面臨不少操作性問題，對金融業開放的訴求依然較多，這表明金融業向負面清單管理的轉變還有不少工作要做。”易綱稱。
“負面清單與金融業持牌經營并不矛盾，負面清單模式下，金融機構的準入和展業也必須滿足資質要求、持牌經營。負面清單與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也并不矛盾，負面清單模式下，監管部門可將更多的資源從準入管理轉向事中事后監管，實現監管效能的提升。”易綱稱。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峰會上表示，站在新的起點上，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向，在穩步放開跨境投融資限制的同時，更加注重制度規則的深層次對接，不斷增強政策的可預期性和穩定性，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從局部管道式開放向全面制度型開放轉變。
“將繼續推進市場和產品開放，在現有滬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聯互通等方式的基礎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資參與境內市場的渠道和方式；不斷提高證券基金期貨行業開放水平，更好地滿足企業跨境投融資需求；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必然要求加強國際監管合作，共同推進解決中概股公司審計監管等方面的問題，切實維護各國投資者合法權益；特別重視加強監管能力建設，為實現更高水平開放提供堅強保障。”方星海稱。
外資銀行的新期待
中國金融開放不斷走向深入的同時，外資機構有哪些新的訴求？
數據顯示，2007年左右，外資銀行的資產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2%，但截至去年末，外資銀行的占比僅有1.56%。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稱，從外資銀行的負債端業務角度來看，由于外資銀行網點有限，無法像中資銀行那樣獲得低成本的居民儲蓄，資金來源更加依賴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但我國銀行同業市場還不成熟，所以外資行普遍面臨比較高的資金成本，規模難以擴大。而在資產端的業務方面，過去十多年尤其是2017年之前，國內的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影子銀行經歷了快速擴張。在此背景下，中資銀行的規模也隨之快速擴張，但外資銀行因合規和內控管理要求，無法參與其中。
“另外，從表外業務的視角來看，由于外資銀行在中國獲取債券主承銷商資格難度較大、我國衍生品市場發展還不成熟，以及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等，外資銀行的表外業務優勢在中國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徐奇淵稱。
今年3月，高盛集團獲中國證監會核準，將其在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持股比例從33%增至51%。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約翰·沃爾德(688028,股吧)倫（JohnWaldron）建議未來中國監管可以允許外國投資人更自由、更順暢地向中國注資，允許資本更自由、更靈活地雙向跨境流動。
“另外，允許外資企業在中國債券通市場扮演更大的做市商角色。目前，中國的債券市場里，只有2.3%由外資持有，60%的中國國債由中資商業銀行持有，期待投資人的構成更加多樣化。”他稱。
匯豐控股集團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稱：“我們和中國以及和中國以外的客戶溝通時發現，他們都對發展中國市場表現出高漲的熱情，但目前外資投資者和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中的比重仍然相對較低，應允許外資機構實現更高的參與度，這將為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和多樣化發展帶來創新思路。”
“另外，應重視加強金融和監管系統與國際的互聯互通。不管是貿易區還是QFII，金融和監管的互聯互通非常關鍵。國際上監管政策缺乏可比性，會造成外資機構經營的難度，增加交易成本。”祈耀年建議。
渣打集團首席執行官比爾·溫特斯（BillWinters）表示：“現在外資機構中國子公司在申請牌照時，母公司的實力沒被考慮進去。另外，希望人民幣進一步實現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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