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民幣匯率持續反彈升值，中國跨境資本流動趨于均衡平穩。
10月23日，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前9個月，銀行自身結售匯順差達到762億美元，若按人民幣計價，這個數值達到5357億元；同期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順差則達到374億美元，若按人民幣計價，這個數值達到2600億元。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主要得益于二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反彈升值，令市場主體購匯意愿趨降且結匯意愿趨穩。
這也在季度數據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一季度銀行代客涉外收支一度出現260億美元逆差，但隨著二季度人民幣匯率反彈與經濟持續企穩復蘇，二、三季度順差額分別達到372億美元與262億美元。
隨著10月以來人民幣持續快速升值，金融市場正密切關注相關部門如何遏制短線熱錢流入風險。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王春英對此指出，中國出口形勢良好，境外長期資金有序增持人民幣資產，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供求推動下有所升值。這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市場供求對匯率形成發揮決定作用的應有之意�？傮w而言，當前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還是相對溫和的。因為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4.5%，美元指數下跌4.3%，歐元對美元升值5.9%，日元對美元升值4.1%。通過比較發現，人民幣與主要貨幣表現基本一致。
王春英強調，未來外匯管理局還會繼續圍繞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服務實體來穩步推進資本市場開放。除了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繼續分批次發放QDII額度、探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管理改革、穩步擴大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外匯管理局還將會同有關部門共同研究推進資本市場開放政策和渠道整合，把現行管道式的、分市場的、區域性的開放模式逐步轉向統一的制度規則性開放，提高跨境投融資交易的便利，助推中國國際收支延續平衡的格局。
探因“雙順差”
10月23日外管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衡量購匯意愿的售匯率（即客戶從銀行買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支出之比）為64%，同比下降2.8個百分點；同期衡量結匯意愿的結匯率（客戶向銀行賣出外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65%，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在多位銀行人士看來，這與今年前9個月銀行自身結售匯與代客涉外收付款呈現雙順差格局存在著緊密關聯。究其原因，企業向銀行購買外匯的意愿下降，不但令銀行售匯壓力減輕，也令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順差額增長。
不過，隨著人民幣持續升值，并不是所有企業都在延后購匯操作。
外管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企業、個人等主體境內外匯存款余額較上年末增加354億美元，尤其在三季度增長明顯，體現了人民幣有所升值的情況下，市場正自行開展逆周期調節。
一家國內股份制銀行對公業務部門主管告訴記者，三季度以來企業與個人的外匯存款的確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一是疫情導致境外游大幅降溫，令不少個人干脆將手里的外匯存入銀行；二是部分企業趁著人民幣匯率較快升值，逆勢提前購匯并存款以備不時之需。
“盡管當前外匯存款的利息極低，但這些企業的購匯成本較低，其匯兌收益遠遠高于外幣存款利息。”他向記者指出。
多家境外投資機構亞太區負責人則認為，今年9前個月銀行結售匯與代客涉外結售匯呈現總計逾千億美元的雙順差格局，離不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提速所帶來的大量海外資本流入。
值得注意的是，外管局給出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資本項資本跨境流動同樣趨于均衡。具體而言，今年1-9月，境外投資者增持境內的債券和股票達到1321億美元，增長47%。就跨境資金流出而言，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89億美元，同比略降2.6%；境內主體通過“港股通”購買港股4244億元人民幣（約合600億美元）。
對沖基金BMO Capital Markets策略分析師Aaron Kohli指出，這令全球對沖基金注意到，押注海外資本持續流入人民幣資產而看漲人民幣匯率的交易策略，未必站得住腳。
王春英指出，10月以來，能夠反映匯率預期的境內風險逆轉指標（看漲美元/看跌人民幣期權與看跌美元/看漲人民幣期權的波動率之差）平均值為0.97%，處于過去數年的中間水準，顯示市場對中長期人民幣匯率預期是趨于中性的。
她表示，近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增加，市場主體的匯率預期已更加理性，且適度分化，沒有出現非常一致性的單邊升貶值預期，短期套利資金大幅減少。在這樣的背景下，市場交易以實需、套保規避風險和資產保值增值為主。這種理性交易有利于維護跨境資金在平穩、合理、均衡范圍內流動。即使出現部分時期、部分渠道跨境資本流入增多，也不會改變國際收支中長期總體平衡的格局。
國際收支呈現新的自主平衡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今年前9個月銀行結售匯與代客涉外結售匯數據累計出現逾千億美元順差，但同期中國外匯儲備余額較去年底僅僅上升346億美元，令市場感到疑惑——為何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值落后于銀行結售匯與代客涉外結售匯順差總和？
王春英解釋稱，這背后，是近年中國國際收支出現了新的自主平衡模式，外匯儲備保持基本穩定，不再隨著國際收支主要項目的變化而變化。具體而言，一是經常賬戶和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表現為鏡像關系，經常賬戶呈現順差，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就呈現逆差；反之，經常賬戶逆差，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就呈現順差，令國際收支總體平衡。因此市場各類主體的國際收支交易有進有出、有來有往，實現了自主平衡，不需要儲備資產進行大規模吸收或投放，也不會形成儲備資產大幅度變化，令外匯儲備資產保持基本穩定；二是在國際收支自主平衡的格局下，有順差項目就有逆差項目，但不是所有逆差項目必然意味著風險。
“我們逐項分析逆差項目，發現它們沒有出現對外債務的去杠桿，外國來華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等全部的對外負債項目都是凈流入。”她指出。逆差主要是中國對外的各類投資增長，說明市場主體在境外的資產增加。
隨著外匯儲備趨于平穩，有些機構擔心若中國外債規模持續增加，可能會對外匯儲備構成不小沖擊。
王春英表示，盡管有機構將外債和外匯儲備規模進行比較，作為衡量中國外債兌付是否安全的一大依據。但實際上，國內各類主體借用外債，未必是外匯儲備償還。外債安全性是可以用很多國際通用指標衡量。
截至6月底，中國對外資產達到7.9萬億美元，對外負債5.7萬億美元，凈資產達到2.2萬億美元；在全口徑外債中，銀行和企業等民間部門外債1.8萬億美元，與此對應的是對外資產2.4萬億美元；就外債結構而言，5.7萬億美元對外負債中有接近3萬億美元是外商直接投資，是比較“穩定”的負債。
王春英指出，觀察外債的安全性，主要有四大參考指標：一是外債負債率，國際安全線是低于20%，去年底中國比率是14%；二是外債債務率，國際安全線是低于100%，中國數據是78%；三是償債率，國際安全線是低于20%，中國是7%；四是短期外債比外匯儲備，國際安全線要求低于100%，中國是39%。
“這是一個純流動性指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在必要時可以提供充足流動性，但不意味著各類主體償付外債必將用到外匯儲備。”她強調說。此外中國民間部門擁有大量外匯資產，在市場化調節機制下，市場主體間外匯供求可以得到有效調劑，且在21324億美元外債里，約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外債，同樣能有效降低外債風險壓力。
記者注意到，隨著全球央行加碼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極低基準利率，今年以來中國企業逢低發行外債融資的熱情不減。外管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銀行的境內外匯貸款余額較去年底上升475億美元，凸顯企業外匯融資需求增加。
一位跨國企業財務總監向記者指出，目前企業通過境外發債或銀行外匯貸款籌資，既能通過債務置換大幅降低發債融資成本，又能有效盤活企業內部資金流以拓展業務。
“考慮到當前美元歐元貸款利率遠遠低于人民幣，加之人民幣升值令購匯還債的成本降低，若我們在境外發債貸款融資同時提前買入遠期掉期交易產品鎖定購匯成本（兌付外債本息），整個操作比以往節省約3個百分點的融資成本�！彼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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