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 20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并召開新聞發布會。
在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賀小榮表示，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調研和廣泛聽取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企業家代表、專家學者和金融監管部門意見 建議的基礎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最新精神， 決定對《規定》進行修改。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調整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 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并征求金融監管部門意見建議的基礎上， 經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后決定：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 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 20 日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4（LPR）的 4 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取 代原《規定》中“以 24%和 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 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促進民間借貸利率逐步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適應。
以 2020 年 8 月 20 日當天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3.85%的 4 倍計算，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 15.4%,相較于過去的 24%和 36%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賀小榮表示，民間借貸是除以貸款業務為業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 民事主體之間訂立的，以資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還為主 要權利義務內容的民事法律行為。長期以來，民間借貸作為 多層次信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憑借其形式靈活、手續簡便、融資快捷等特點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 滿足了社會多元化融資需求，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中小微企 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不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 展變化，民間借貸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利率過高、 范圍過寬、邊界模糊等，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企業家代表多次提議對民間借貸司法政策進行修改完善。
賀小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對此高度重視，自 2017 年開始先后赴浙江、江蘇等地就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實施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廣泛聽取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意見，并于 2018 年 8 月發布了法（2018）215 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 借貸案件的通知》，就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防范化解 各類風險完善了相關的司法政策。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我國很多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融資成本過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嚴格限制高利轉貸
賀小榮強調，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確認和保護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 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處理民間借貸糾紛應當堅持的一項重要原則。民間借貸作為借款合同的一種形式，應當堅持自愿原則，即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借貸雙方可以就借款期限、 利息計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進行自愿協商，并自愿承受相應的法律后果。
同樣，民間借貸作為民事主體從事的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在前期調研貸和 征求意見的過程中，社會各界對于以“民間借貸”為名，未 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而面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的行為意見 較大，此類行為容易與“套路貸”“校園貸”交織在一起，嚴重影響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合法 權益和生活安寧。最高人民法院經認真研究后吸收了這一意見，在人民法院認定借貸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中增加了一種，即第十二條第三項“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應當認定無效。
此外，在與民營 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座談時，多數代表建議要嚴格限制高利 轉貸行為，即有的企業從銀行貸款后再高利轉貸，特別是少數國有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后轉手從事貸款通道業務，違背 了金融服務實體的價值導向。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認真討論后采納了這一意見，決定對原司法解釋第十四條第一項 “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合同無效情形，修改為《規定》第十四條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進一步強化了司 法助推金融服務實體的鮮明態度。
降低民間借貸利率
賀小榮表示，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主要有以下 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我國 經濟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金融及 資本市場都應當為先進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服務。從中長期看， 激發小微企業等微觀主體活力有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最終有助于實體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而民間借貸與中小微 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引導整體市場利率下行，是當前恢復經濟和保市場主體的重要舉措。
二是規范民間借貸活動的客觀需要。民間借貸的利率本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借貸雙方是否約定利息、約 定多少利息，均應本著自愿原則并通過借款合同來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的，視為沒有利息。如果借 貸雙方在借款合同中約定的利息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不違 背公序良俗，依法應當予以保護。但是，如果當事人約定的利息過高，不僅導致債務人履約不能，還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和道德風險，所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設置了利率保護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對于引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的需要。民間借貸作為國家正規金融的必 要補充，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近年來，有的 民間借貸以金融創新為名規避金融監管、進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與網絡借貸、資管計劃、場外配資、資產證券化、股權眾籌等金融現象交織在一起，增加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涉眾性和復雜性。從長遠來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 司法保護上限，有利于互聯網金融與民間借貸的平穩健康發展。
四是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理想的利率標準應當由市場來自發形成。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我國 征信體系的不斷完善，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必然會逐步下降， 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將伴隨著國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趨于穩定。因此，過高的利率保護上限不利于營造利率市場化 改革的外部環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五是統一司法裁判標準的現實需求。近幾年每年約有兩百余萬件民 間借貸糾紛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規沒 有專門規范民間借貸利率標準、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絕裁判” 的情況下，如何劃定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 公正處理民間借貸案件的前提條件。故有必要順應經濟發展 的趨勢，適時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進行修訂，給民間借貸糾紛提供更為具體明確的裁判標準和救濟渠道。
賀小榮坦言，應當承認，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 長期以來，關于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一直是社會各界討論民 間借貸問題時爭論的焦點。利率保護上限過高不僅達不到保 護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但利率保護 上限過低也可能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場上得不 到足夠的信貸，信貸供給出現緊缺，加劇資金供需緊張關系。
二是民間借貸從地上轉向地下，地下錢莊、影子銀行可能更為活躍。為補償法律風險的成本，民間借貸的實際利率可能 進一步走高。因此，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維持在 相對合理的范圍之內，是吸收社會各界意見后形成的最大公約數，更加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三是認真貫徹落實民法典，促進民間借貸規范平穩健康 發展 我國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條明確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 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有關規定，國務院批準和國務院授權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 各種利率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實施由中國人民銀 行總行負責。實踐中，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有關利率標準， 均是規范約束受國家金融監管的金融機構的借貸活動，而對與金融機構無關的民間借貸利率，中國人民銀行并無專門的規定。2002 年 1 月 31 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并于同日開始 7施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 的通知》第 2 條中規定：“嚴格規范民間借貸行為。民間個人 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遵循自愿互助、誠實信用的原則。民間個人借貸中，出借人的 資金必須是屬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貨幣資金，禁止吸收他人 資金轉手放款。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 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 4 倍。超過上述標準的， 應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
隨著我國金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 推進，中國人民銀行逐步放開了金融機構的利率決策權，已 取消公布基準利率，并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發布公告決定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原《規定》中確 定的 24%的利率即是按照當時基準利率 6%左右的 4 倍計算而 出。現基準利率不復存在，故有必要根據我國貨幣政策調控 機制的改變對司法解釋進行相應修改。 在這次司法解釋修改的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真貫徹 落實民法典關于“禁止高利放貸”的原則精神，并對相關條款作出對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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