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上午，在南方財經全媒體旗下《21世紀經濟報道》主辦的“2020中國資管年會”上，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局長陶玲發表《以深化改革塑造資產管理行業的未來》的主題演講。
陶玲表示，過去，以資管新規出臺為標志，前后三年多時間，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各部門和行業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做對了以下兩件事：一是，抓住了去杠桿的寶貴時間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二是，就資管行業的本質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識。
對于前者，“回顧去杠桿的過程，我們體會到，如果沒有抓住2017年以來寶貴的時間窗口去杠桿，如今加杠桿的空間將十分有限。”陶玲說，“絕大多數小微企業并沒有通過資管產品獲得低成本融資，所以，治理影子銀行亂象，并不是導致小微企業融資更難更貴的原因。”
對于后者，“打破資管產品的剛兌是必然的，一些投資者為此遭受損失，但所有投資者會因此受到教育，從而培育正確的投資理念和收益預期。”陶玲說。
她指出，資管行業的本質和定位已經取得四大共識：一是資管業務的本質：賣者盡責，買者自負；二是資管行業的定位：連接投資者和融資方的直接融資，金融機構扮演服務角色；三是資管行業的監管方向：統一監管標準，強化一致性監管，消除套利空間；四是資管機構的發展前景：是金融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有市場機構分析，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資產的20%，未來居民的資產配置將從房地產、存款向資管產品轉移，資管行業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
“被各方關注的是，我們還對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達成一致。”陶玲說，在整改過程中發現，新產品發行續接老資產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標資產規模較大，面臨處置困難。當前，疫情加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金融機構落實資管新規面臨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重約束，為此，經過反復研究和測算，延長資管新規的過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長過渡期并不是改變資管新規的原則和標準，而是，降低金融機構整改壓力，減輕對金融市場沖擊，穩定實體經濟融資，避免存量資產集中處置造成信用過快收縮。在執行上，要求金融機構承擔主體責任，監管部門逐季監測實施。對少數過渡期結束時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機構進行個案處理，避免剛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響。
當然，實踐中，還有一些想推動的工作進展不夠。主要是：行業呼吁了很久的，統一同類資管產品的稅收政策，還難以實現；再如，對資管業務上位法的統一適用，是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還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對于接下來的發展，陶玲指出：“過渡期總要過去，行業總要歸于常態，資管行業的未來，取決于繼續深化資管行業改革的決心和行動。”
因此，一是通過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確定環境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堅定地以各類資產“風險--收益”相匹配為基本理念，做實主動管理，堅決打破剛兌，強化資金端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提高投資端的資產配置能力，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二是通過深化改革，助推金融體系的結構性改革。各類資管機構將作為資本市場中與保險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機構投資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穩定的中長期資金為重點，開展股權投資、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促進融資結構的根本性改變。三是通過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業對外開放。四是通過深化改革，提升資管行業監管的適應性。
以下為陶玲演講全文：
以深化改革塑造資產管理行業的未來
——在2020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的發言
各位領導、業內專家和新老朋友：
早上好，很高興接到21世紀經濟報道的邀請，連續第四年參加資管年會。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今天，資管年會能夠在上海如期舉辦，得益于中國依靠體制優勢，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金融環境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對資管行業的影響不僅是現實的，也是深遠的，這使得今年的年會格外特別。近日，正如行業預期，資管新規的過渡期政策調整已經宣布，在現實需要和根本定力之間把握平衡，傳遞清晰信號。值此前所未有的時刻，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如何認識過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引領和塑造資管行業的未來。
一
搞清楚未來往哪里去，就不能忘了，過去我們從哪里來。
過去，以資管新規出臺為標志，前后三年多時間，我們做對了什么？可以說，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各部門和行業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做對了以下兩件事：
第一件事，抓住了去杠桿的寶貴時間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銀行風險。
高杠桿率意味著高債務，高債務導致高風險，這是全球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機給世人的教訓。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中，杠桿率高固然有儲蓄率高等客觀原因，但保持適度的杠桿率，使債務負擔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和回報相匹配，是維護宏觀穩定的基礎。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宏觀杠桿率持續攀升，影子銀行快速膨脹，已成為宏觀金融風險的重大隱患。2008年至2016年，我國貨幣條件及監管偏松，宏觀杠桿率年均升幅都在10個百分點以上，同業業務、銀行理財等影子銀行業務快速發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影子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但不少資金進行監管套利，多層嵌套，違規加杠桿，脫實向虛。當時，國際社會普遍對中國的影子銀行較為悲觀，認為規模巨大，底數不清，風險一旦爆發，將動搖整個金融體系。
2017年以來，從去杠桿到穩杠桿，影子銀行規模收縮，風險收斂。自2017年初，監管部門重點整治同業、理財、表外等影子銀行業務，同時，隨著資管新規進入起草和公開征求意見階段，金融機構的預期和行為邊際也開始發生變化。2018年4月，資管新規正式出臺，成為去杠桿的標志性事件。截至2019年末，中國影子銀行規模三年累計壓縮了16萬億元，信托業的同業通道業務較歷史峰值累計下降近5萬億元。中國治理影子銀行風險的成績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認可，并獲得國際評級機構和國內主流業界機構的正面評價。與此同時，宏觀杠桿率在這三年里，累計僅上升了5.9個百分點，注意，是增速大幅放緩，而不是絕對量的斷崖式下跌，所以，可以稱之為“穩杠桿”。
2020年，為應對疫情對經濟金融的嚴重沖擊，宏觀杠桿率階段性上升。今年，為創造金融市場合理充裕的流動性環境，擴大對實體經濟的信用支持，宏觀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快速攀升，據市場研究機構測算，預計2020年全年，宏觀杠桿率將超過270%，比2019年的250%上升約20個百分點，增幅僅次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9年（35.5個百分點）。此刻，回顧去杠桿的過程，我們體會到，如果沒有抓住2017年以來寶貴的時間窗口去杠桿，如今，加杠桿的空間將十分有限。
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社會上仍有一些模糊認識。有人認為，杠桿率高不影響金融穩定，規范影子銀行導致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貴具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原因，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金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不足，貸款多投向大型企業、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企業；二是民營和小微企業本身的風險較高，信息不透明，缺乏擔保，貸款定價難以覆蓋風險。因此，將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和貴歸結于去杠桿政策，過于簡單化了。事實上，在資管亂象頻發的過去，大量資管資金通過委外業務、多層嵌套、資金池，投入了基礎設施、房地產行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絕大多數小微企業并沒有通過資管產品獲得低成本融資，所以，治理影子銀行亂象，并不是導致小微企業融資更難更貴的原因。
回顧過去，第二件做對的事，是就資管行業的本質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識。
經過三年的治理實踐，在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的基礎上，各方取得以下共識：
一是對資管業務的本質取得共識：這就是，賣者盡責，買者自負。首先，資管機構作為受托方，樹立客戶利益優先的行為規范，堅守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的職業操守。在此前提下，健康的金融市場必須是投資者風險自擔的市場，不論是收益，還是風險，都由投資者享有和承擔。因此，打破資管產品的剛兌是必然的，一些投資者為此遭受損失，但所有投資者會因此受到教育，從而培育正確的投資理念和收益預期。
二是對資管行業的定位取得共識：過去，以投資非標資產、保本保收益、銀行體系仍然承擔信用風險為特征，資管行業主要解決實體經濟的間接融資。但實質上，資管業務屬于連接投資者和融資方的直接融資，金融機構扮演服務角色。任何偏離直接融資定位的行為，不僅擾亂市場，也會損害機構的自身經營。資管行業可以細分為財富管理、投資顧問、投資銀行等，不同資管機構優勢不同，有分工也有競爭。過去一年，我們看到銀行理財公司潔凈起步、規范發展，21家銀行理財公司得到批準設立，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保險資管公司都在回歸本源，有序整改，步入良性發展階段。
三是對資管行業的監管方向取得共識：針對過去資管行業的直接融資間接化、投資業務融資化、表外風險表內化、私募產品公募化等問題，通過統一監管標準，強化一致性監管，消除套利空間。自資管新規出臺，各監管部門持續完善標準規制和相關配套細則，銀行理財、理財子公司、保險資管產品、資金信托等監管辦法相繼出臺，雖然名稱各異，但規則差異逐漸縮小，實質內容已趨同，資管行業統一監管標準初步建立。
四是對資管機構的發展前景取得共識：資管機構是金融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應當發揮市場穩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有市場機構分析，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資產的20%，銀行存款客戶中的95%還沒有成為理財客戶，未來居民的資產配置將從房地產、存款向資管產品轉移。可以說，資管行業才剛剛起步，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
上述共識是我們共同推動資管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被各方關注的是，我們還對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達成一致。在整改過程中發現，新產品發行續接老資產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標資產規模較大，面臨處置困難。當前，疫情加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金融機構落實資管新規面臨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重約束，為此，經過反復研究和測算，延長資管新規的過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長過渡期并不是改變資管新規的原則和標準，而是，降低金融機構整改壓力，減輕對金融市場沖擊，穩定實體經濟融資，避免存量資產集中處置造成信用過快收縮。在執行上，要求金融機構承擔主體責任，監管部門逐季監測實施。對少數過渡期結束時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機構進行個案處理，避免剛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響。
當然，實踐中，還有一些想推動的工作進展不夠。主要是：行業呼吁了很久的，統一同類資管產品的稅收政策，還難以實現；再如，對資管業務上位法的統一適用，是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還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二
回顧過去我們做對了什么，接下來，我想談談，今后還要做什么。過渡期總要過去，行業總要歸于常態，資管行業的未來，取決于繼續深化資管行業改革的決心和行動。
一是通過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確定環境中的可持續發展。 2020年，全球為對沖疫情沖擊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救助政策，金融市場流動性極為充裕，貨幣環境將維持較長一段時間的低利率、低收益率，而資產質量將進一步惡化。低收益環境是投資者面臨的最大挑戰，給資管行業的轉型重構帶來很大壓力：債券類資產收益率低，股票資產波動加大，產品跌破凈值的頻率可能增加，非標資產違約增多。對此，需要堅定地以各類資產“風險——收益”相匹配為基本理念，做實主動管理，堅決打破剛兌，強化資金端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提高投資端的資產配置能力，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
二是通過深化改革，助推金融體系的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金融體系面臨若干結構失衡。其中，融資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間接融資占比高，直接融資占比低，2019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中直接融資占比不足1/3，在直接融資中，債券融資占比高，股權融資占比低，非金融企業的股票融資余額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3%左右。同時，資金的期限結構也嚴重失衡，居民儲蓄更多轉化為金融系統的短期資金，資金從居民到金融市場（長到短）、再從金融市場到企業（短到長），形成兩次期限錯配。改變結構失衡，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中樞角色，推進更有效率的資本形成和資源配置。各類資管機構將作為資本市場中與保險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機構投資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穩定的中長期資金為重點，開展股權投資、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促進融資結構的根本性改變。
三是通過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業對外開放。近三年來，金融業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已有外資機構控股境內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多家全球性資產管理機構有意在中國設立全資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或參與設立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以及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去年以來一些資管機構也優先選擇在上海落地。外資資管機構進入中國，不僅自身面臨對我國政策和市場環境的適應，也帶來合作和競爭，這將倒逼境內資管機構改革轉型，并促進行業規范與成熟國際標準接軌，助推我國資管機構的全球競爭力。
四是通過深化改革，提升資管行業監管的適應性。資管行業的監管改革，既是補課，也要有前瞻性。如果說，過去集中治理行業亂象，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攻堅需要，那么今后，監管應當進入常態化。以提高監管的一致性為主基調，以信息披露和防欺詐為核心，尊重行業特點和市場規律，推動分業監管體系提供適應資管行業功能監管、行為監管需求的公共產品 ，進一步探索監管審慎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實踐。
總之，過往十分不易，未來更非坦途。引領資管行業從“興風作浪”到“乘風破浪”，需要繼續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所有監管者、從業人員、研究人士和媒體同仁對此都負有一份使命和責任。
最后，預祝論壇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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