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風險仍處于上升通道。
今年以來，強監管和疫情影響下，城商行資產質量面臨較大壓力，預計不良貸款會加速暴露，風險水平仍處于上升通道，城商行盈利水平還將進一步承壓。
日前，內蒙古地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轄內城商行經營情況。第一財經記者統計，上半年該地區4家城商行累計虧損182.56億元。
4家城商行上半年累計虧損超180億
內蒙古地區共4家城商行，分別是內蒙古銀行、包商銀行、鄂爾多斯(600295,股吧)銀行、烏海銀行，數據顯示，上半年4家銀行虧損182.56億元。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鄂爾多斯銀行實現營業收入13.57億元，同比減少35.44%；凈利潤為2.83億元，同比下降34.03%；撥備覆蓋率為84.24%，2018年底為111.58%，遠低于120%-150%的監管要求；資本充足率下滑至10.01%，而監管部門要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應當不低于10.5%。
另一則數據顯示，烏海銀行2019年營業收入3.12億元，實現凈利潤0.038億元。而2018年，烏海銀行營業收入達到13.45億元，凈利潤7.97億元。
有分析人士稱，內蒙古地區多家城商行治理體系和內控體系有待健全，風控審批制度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令利潤承壓，而當前疫情更是加重了城商行的經營壓力。
2019年5月24日，包商銀行因出現嚴重信用風險，被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聯合接管。日前，包商銀行接管組組長周學東撰文稱，“包商銀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特點是‘形似而神不至’。從表面上看，包商銀行有較為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營層的‘三會一層’組織架構健全、職責明確，各項規章制度一應俱全。但實際上，包商銀行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東控制’和‘內部人控制’兩大公司治理頑癥同時出現，加之地方‘監管捕獲’、貪腐瀆職，導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構和機制基本失靈，給各類違法違規和舞弊行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寬松環境。”
近年，內蒙古銀行先后有兩任董事長被判刑。2017年，原董事長姚永平因“受賄、挪用公款、行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處罰金410萬元。2018年12月，內蒙古銀行另一董事長楊成林因“受賄、貪污、挪用公款案”等，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今年7月8日，內蒙古紀委監委網站顯示，針對信貸領域廉潔風險易發多發的情況，駐內蒙古銀行紀檢監察組向內蒙古銀行提出6項建議，對全行信貸領域業務的合規性進行深入檢查，對發現的業務違規問題分層分級進行問責，并落實整改。對違規違紀人員按照管理權限，依規依紀依法進行問責處置，重點解決涉法涉訴業務、不良處置難題和歷史遺留問題。
2019年10月，準格爾旗人民檢察院決定，依法對鄂爾多斯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趙文魁以涉嫌受賄罪向準格爾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部分城商行風險持續暴露
“經過2012年-2016年的高速增長，受制于內外環境壓力，城商行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諸多風險隱患正逐步暴露，2018年之后，城商行的生存環境出現惡化的趨勢。當前疫情下，經濟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加劇城商行的經營下滑趨勢。”一位銀行分析人士稱。
5月13日，銀保監會發布2020年一季度銀行業保險業主要監管指標數據，2020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2.61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986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91%，較上季末增加0.05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183.2%，較上季末下降2.88個百分點。具體到城商行，一季度末，不良貸款率為2.45%，較年初增加0.1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149.89%，較年初下降4.07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為12.65%，較年初下降0.05個百分點。
7月16日，銀保監會城市銀行部副主任劉榮稱，截至今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貸款余額4478億元，較年初增加201億元，增幅4.7%。不過，不良貸款率2.34%，較年初有所下降。
上述銀行分析人士稱，一般而言，銀行的不良貸款與經濟發展是不同步的，通常有半年的滯后期，預計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銀行的不良率還會有所上升。
“盡管部分城商行風險形勢較為嚴峻，但城商行總體風險可控。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長周期看，銀行資產質量波動是正常現象。”劉榮稱，在做實銀行風險資產方面，監管對城商行重點采取以下措施：真實反映不良，加大處置不良的力度，調整動態撥備的要求，多渠道補充資本，推動城商行改革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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