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需進一步完善支付體系、征信系統、反洗錢系統和金融服務技術標準等。
小微企業的重要性及其面對的困境，已成為各國政策制定者、金融機構和社會利益相關者關注的焦點。
7月2日下午，博鰲亞洲論壇攜手亞洲金融合作協會，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舉辦了普惠金融生態建設與數字化發展線上圓桌會，并發布旗艦報告《亞洲金融發展報告——普惠金融篇》（下稱《報告》）。
《報告》首次推出亞洲普惠金融生態體系指標，對27個亞洲樣本國家普惠金融生態體系進行客觀評估，總結了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蒙古國、沙特阿拉伯等國家普惠金融發展的生動案例，并提出包括構建健康的數字普惠金融生態體系、利用好“一帶一路”等區域和全球化倡議協同發展等政策建議。
與會嘉賓指出，普惠金融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扶持中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提升社會福祉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作用進一步凸顯，數字普惠金融更在及時、精準提供無接觸金融服務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在發表主旨演講時預計，后疫情時代，用戶會更加認同無接觸式金融服務，金融數字化轉型可能會進一步加速。為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各國需要進一步完善支付體系、征信系統、反洗錢系統和金融服務技術標準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也要重視解決“數字鴻溝”問題，重視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
小微企業困境成為亞洲各國關注焦點
由于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水平不同，亞洲各國的普惠金融發展程度也呈現顯著差異。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FAS（金融服務可得性調查）提供的有限數據，《報告》獲取了亞洲十國中部分國家的兩項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指標：首先，中小企業擁有貸款賬戶的比例，代表著一國中小企業所獲金融服務的廣度；其次，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占GDP比重，體現了中小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深度；此外，采用世界經濟論壇（WEF）對各國中小企業融資效果的滿意度數據作為金融服務需求方的滿意度指標。
《報告》顯示，在亞洲十國樣本企業信貸情況中，柬埔寨、沙特缺少FAS的中小企業信貸廣度與深度數據，僅有滿意度數據；韓國、馬來西亞、中國僅有中小企業信貸深度數據和滿意度數據；日本僅有信貸廣度數據和滿意度數據。從中小企業信貸深度來看，現有數據表明，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表現較好。
“發展普惠金融，促進金融資源公平有效配置，則成為各方化解小微企業困境，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共識，在亞洲甚至全球，這一問題的解決無疑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和底蘊。”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理事長、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表示。
小微企業往往是社會就業和稅收的重要貢獻者，也是社會創新的主要力量。但在田國立看來，小微企業又表現出明顯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缺資金，面對風險較為脆弱等問題，在與金融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易產生排斥性問題，所以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始終成為全球性難題。
周小川表示，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一樣，中國的小微企業一直面臨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業自身經營風險高、競爭力不強和資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則與包括營商環境、金融基礎設施在內的整個金融生態密切相關。
周小川稱，多年來中國通過持續的制度變革推動普惠金融生態改善，花大力氣改革農村信用社，增強服務農村小微企業和農戶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機構都參與進來的多元化、廣覆蓋的普惠金融機構體系。同時，加大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鼓勵通過技術創新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亞洲范圍內各國的民間合作越來越頻繁，互聯互通正在增強。
螞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在會上介紹，疫情期間，作為紡織業大國的孟加拉國，已有超過150萬沒有銀行賬戶的紡織工人用本地版“支付寶”bKash實現遠程開戶，超過150萬的紡織工人首次用手機領到了政府津貼。當地政府還推出了免費健康險、在線發工資和助學金等一系列零接觸數字服務。
《報告》建議，在亞洲普惠金融已取得成績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加大低收入國家、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金融服務覆蓋，提高正規金融機構對個人儲蓄和貸款服務的可獲得性。在中小企業貸款服務方面，應進一步提升中低收入國家貸款服務的覆蓋廣度和深度，助力中小企業做深、做實。
金融科技讓經濟末梢得到雨露滋潤
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傳統模式的顛覆式改變已是大勢所趨。
“過去，大銀行普遍把精力放在大企業身上，一方面做大企業貸款有規模效應，邊際成本低而收益高；另一方面，方法上以建立正面清單為主，企業提交資料，銀行審核，通過批貸。而小微企業融資的特點是‘短、小、頻、急、散’，靠一筆一筆審批的正面清單很難適應效率性、專業性要求，再加上小微企業風險相對較高，不愿做、不會做、不敢做就成了大銀行在面對小微企業時的真實狀態。”田國立指出，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提供了轉型可能和內生動力，通過大數據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計算，金融科技賦能普惠金融，產生了業務模式和流程的裂變效應。
疫情更是加速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井賢棟認為，疫情加速了數字化浪潮的到來，數字技術紅利可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無論在生活服務，還是在商業運營、數字公共服務領域，都蘊藏著巨大的機遇。
田國立表示，未來，普惠金融將繼續深化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應用，著力數據資產的經營和信用轉化，推動平臺場景和生態建設，進一步體現銀行的科技屬性和社會屬性。通過根植并融合大眾市場，深耕草根經濟，讓經濟底層和末梢能夠得到金融服務的雨露滋潤，以金融化方式整合社會資源，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發展，網絡技術、數字技術和金融服務實現了創新與融合，亞洲各國逐步形成了各具特點的數字普惠金融生態。但消費者在享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帶來的便利和優惠的同時，也暴露在本金損失、數據泄露、虛假宣傳、欺詐、洗錢等風險當中。
對于上述問題，《報告》提出，亞洲各國在運用數字普惠金融新技術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的同時，亟須采取有效的手段從源頭防范金融科技濫用，構建健康、安全的數字普惠金融生態體系。
為此，監管當局可主動利用“監管沙箱”對新技術對金融市場和消費者的影響進行模擬實驗；加強從業機構行為規范和責任能力建設，通過信息披露、風險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強化對信息科技風險、數字鴻溝和業務外包風險的管控，對科技企業等外包服務機構建立盡職調查、風險評估和持續監測制度；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法規，完善數字和隱私保護法律框架，加強對消費者金融知識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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