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朱蘇榮：推動對外貿易投資中人民幣使用

作者｜朱蘇榮「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11期

近年來，人民幣跨境使用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助力經濟對外開放、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人民幣成功加入特別提款權（SDR）后，貨幣計價結算與投資儲備功能顯著提升。目前，人民幣已成為中國跨境收支第二大貨幣、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和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明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方向。隨著我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步伐加快，對外貿易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按照“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原則，以推動人民幣在周邊國家使用為基礎，逐步擴大對外貿易投資中人民幣的使用，不斷增強人民幣國際影響力。

雖然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使用取得積極進展，但結算量占比仍然較低，以遼寧省為例，2020 年前4個月對日、韓、俄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僅占10.8%。當前，人民幣在一些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的使用還有一定障礙。

一是人民幣在部分國家流通使用仍然受限。部分國家外匯管制嚴格,人民幣在賬戶開立、跨境支付使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障礙。部分國家由于受經濟制裁和長臂管轄影響，結算渠道受阻，企業間無法通過正常結算渠道開展人民幣結算。此外，由于路徑依賴，以美元、歐元為主導的國際結算習慣一時難以改變。特別是在鐵礦石等大宗商品貿易領域，人民幣結算占比較低。以遼寧省為例，2020年前4個月，遼寧省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占本外幣跨境收支比例僅為18.7% 。

二是人民幣對部分國家貨幣交易缺少官方匯率定價。部分國家貨幣缺乏價格形成機制，無法直接進行貨幣兌換，只能以柜臺掛牌方式在銀行或特許機構兌換。每家銀行網點自行對外報價和交易，未形成統一、有影響力的市場價格。由于官方匯率缺失，結算銀行沒有匯率定價權，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與相關國家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三是中資金融機構人民幣金融產品供給不足。中資銀行在境外設立的分支機構大多位于對方國家首都或主要城市，在二、三線城市布局較少，且人民幣金融產品供給有限，離岸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部分“走出去”企業項目在境外獲得人民幣授信存在一定難度，境外融資存在成本劣勢，人民幣融資貨幣作用發揮不充分。

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堅持“本幣優先”，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有關部門應在對外項目采購、對外援助等方面優先使用人民幣結算。以產能轉移為契機，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項目中擴大使用，形成“資本項下流出—貿易項下回流”的資金環流。推動絲路基金、亞投行使用人民幣貸款，提升貿易和直接投資項下人民幣結算占比。

二是加強雙邊金融合作，減少對第三方貨幣的依賴。通過雙邊金融合作，協調解決人民幣使用限制。推動簽訂一般貿易和投資雙邊本幣結算協定。依托貨幣互換，增加對周邊國家人民幣流動性支持。支持周邊國家機構投資者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推動周邊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三是以周邊國家人民幣清算行為支點，推動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積極發揮海外人民幣清算行在當地的支付清算作用，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提升離岸人民幣授信能力，滿足“走出去”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支持邊境地區設立人民幣現鈔及貨幣兌換點。支持境外金融機構提供個人人民幣現鈔兌換服務。

四是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暢通人民幣現鈔調運渠道，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交易及清算功能，鼓勵境外機構加入CIPS，推動人民幣與周邊國家貨幣直接掛牌交易。

五是優化政策框架，擴大人民幣政策宣傳。進一步健全市場自律機制，加強與外匯、商務、海關等部門協調，不斷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環境。探索數字貨幣、電子支付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應用。充分利用國家進口博覽會、“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等平臺，加強政策宣傳，提升跨境人民幣服務影響力。

六是加強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機制，豐富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工具，做好逆周期調節，強化與周邊國家在“三反”機制和宏觀審慎管理方面的合作，加強政策協調，切實防范和化解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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