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空間有限，降銀行成本還有這兩個選項

　　下調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強化對高息攬存的監管力度。

　　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了一定沖擊，為緩解疫情的沖擊，貨幣信貸監管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應對舉措。

　　日前，央行又表示將考慮對存款基準利率進行調整。央行稱，存款基準利率是我國利率體系的“壓艙石”，將長期保留，未來央行將按照國務院部署，綜合考慮經濟增長、物價水平等基本面情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多位業內人士稱，存款基準利率下調，有利于減輕銀行在抗疫時期的經營壓力，緩解LPR（貸款市場利率報價）下降對息差的壓力。不過，目前活期存款基準利率僅為0.35%，1年期定存基準利率為1.5%，下調空間有限，上半年下調概率較小。

　　“從政策工具角度看，財政政策具有精準定向、暫時性、政策滯后時間短等特征，也應發揮主導作用，適用于應對疫情的一次性短期沖擊�！敝袊�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張斌稱。

　　僅存在25BP的小幅下調空間

　　為對沖疫情給宏觀經濟運行帶來的負面沖擊，未來一段時間央行貨幣政策操作會更加靈活，逆周期調節力度將進一步加大，其中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更具迫切性。但當前制約企業貸款利率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存款成本剛性較強。

　　監管層降低銀行存款成本或有三個政策選擇：首先是直接下調存款基準利率�？紤]到當前存款成本在整個銀行負債成本中的占比，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對銀行負債成本的影響將遠大于下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及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另外，今年監管層將推動浮息存量貸款轉向LPR定價，銀行將面臨更大的凈息差收窄壓力，下調存款基準利率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

　　央行雖稱“適時適度進行調整”，但估計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空間不太大。當前，目前活期存款基準利率僅為0.35%，1年期定存基準利率為1.5%，1年期定存基準利率相比2007年12月的高點低246BP。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綜合考慮宏觀經濟降成本、控通脹及防風險等因素，當前存款基準利率僅存在25BP的小幅下調空間。

　　“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可能導致存款脫媒加速，影響商業銀行吸收存款能力，不應將存款利率下調過大。當前存款基準利率已處于歷史低位，下調25BP為宜。據測算，在存款基準利率下調25BP基礎上，LPR利率后續下調15BP，對銀行盈利增速的影響較�。蝗鬖PR利率后續下調幅度低于10BP，將對上市銀行盈利增速明顯利好；若高于20BP，將影響盈利增速�！�天風證券分析人士同樣稱。

　　什么時候下調？哪類銀行受影響較大？

　　長江證券(000783,股吧)首席經濟學家伍戈對第一財經表示，實行LPR改革之后，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利差是收窄的，在抗疫過程中，它需要減少利差的損失。今年1月份CPI處在高位，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對老百姓(603883,股吧)而言也是不利的。存款基準利率近期應否調整，存有疑問。

　　王青表示，上半年實施下調的可能性很小。下調存款基準利率會儲備在央行的政策工具箱里，但短期內不一定動用。

　　另外一位銀行分析人士稱，存款基準利率下調也會使得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減少，在抗疫階段，短期出現下調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出現在疫情結束后，企業全力生產的階段。

　　除了直接下調存款基準利率，降低銀行存款成本的第二個選擇是，“監管層可能在存款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下，下調存款利率上浮比例。目前大型銀行的存款利率上限為基準利率的1.3倍，而中小銀行一般不得超過基準利率1.4倍。我們判斷，當前這一選項的可操作性較強，在降低銀行負債成本方面能起到類似下調存款基準利率的作用。另外，以相近幅度下調上浮比例，也不會明顯打破大型銀行與中小銀之間的存款競爭格局。”王青表示。

　　還有一個選項是強化對高息攬存的監管力度。王青稱，控制、降低銀行業整體存款成本，當前可將治理偽結構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作為切入點，持續壓縮其規模，并對其他高息攬存行為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標準。這一措施的潛在難點在于，當前中小銀行存貸比普遍偏高，已成為制約其放貸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大對高息攬存的治理力度，會進一步弱化其存款基礎。

　　如果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對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哪類銀行受影響更大？“一般而言，國有大行具備網點渠道優勢，存款利率較低。而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將縮小國有大行與其他銀行之間的存款利差，因此從存款競爭方面來看，整體上會對國有大行較為有利。不過，不能一概而論，一些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甚至農商行也可能在產品服務或本土化方面具有一些特殊優勢，甚至在降息過程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蓖跚喾Q。

　　一位農商行高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存款基準利率的下調，對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利好更多一些，但對農商行、城商行而言，影響不是很大。農商行受到的限制較多，吸儲的產品工具也單一，存款利率較高，才能在本地競爭過大行。“當然，我們信貸投放端也更偏向中小微企業以及個人經營者，放貸利率也較高。”他稱。

　　抗疫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齊發力

　　王青表示，抗擊疫情，結構性貨幣政策有望繼續發力。新的政策工具可能包括：針對疫情定向降準；信貸額度向重點地區及行業企業傾斜；在疫情期間靈活把握監管指標，適度放寬存款準備金率、不良貸款率等考核標準，解決銀行的能貸、敢貸問題；擴大新增PSL（抵押補充貸款）規模，引導政策性銀行加大對重大基建項目、醫療公共衛生等民生項目的定向信貸投放等。

　　相對于總量型的貨幣政策，財稅政策定向支持效果更為明顯，能夠發揮更為直接的作用。因此，在抗擊疫情中需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共同發力。

　　王青表示，首先是階段性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重點是幫扶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穩定就業市場。其次是實施必要的支出前置，擴大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規模，加快重點基建項目的資金投放，推動基建投資提速。各地可根據自身疫情、經濟以及財政平衡狀況，靈活實施一些“自選動作”，緩解當地企業的具體困難，如實施一些階段性定向補貼等；另外，地方政府還可以從廣義財政角度，通盤考慮公共預算、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地方國有資本經營等收支安排，在特殊時期統籌資金調度，增強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能力。

　　張斌還稱，盡快發行特別國債彌補政府收支缺口，這是防止廣義信貸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傷害的關鍵保障。憑借政府信用發行低成本、長周期的特別國債是為收支缺口融資的最佳方式。需要汲取過去經濟刺激方案的教訓，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讓地方政府從商業金融機構融資，這樣做其實是放棄了利用政府信用低成本融資的優勢，不僅融資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給金融機構留下大量不良資產，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萬億~1.5萬億特別國債規模填補各項優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