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結構性存款增加2.66萬億 中小行年末余額較“巔峰8月”降逾4000億

　　每日經濟新聞(博客,微博)記者 胡琳 每日經濟新聞編輯 廖丹

　　資管新規出臺以來，結構性存款充當了保本理財資金的接替者，成為銀行緩解攬儲壓力、吸引投資者的工具。

　　截至2018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9.62萬億元，較2017年末的6.95萬億元增長了2.66萬億元，增幅38%。

　　較2017年末，2018年末結構性存款余額有所增加，但較2018年8月末的“巔峰”相比卻有所下降。2018年末較2018年8月結構性存款余額減少4015.63億元。

　　去年末同比增長38%

　　2018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9.62萬億元，較2017年末的6.95萬億元增長了2.66萬億元，增幅38%。其中，個人結構性存款余額為4.28萬億元，較2017年末的2.77萬億元增長1.51萬億元，增幅54.51%；企業結構性存款共計5.34萬億元，較2017年末的4.19萬億元增加1.15萬億元，增幅27.45%。

　　按照發行銀行來看，大型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3.32萬億元，較2017年末2.42萬億元增加0.9萬億元，增幅37.19%；中小型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為6.3萬億元，較2017年末4.53萬億元增加1.77萬億元，增幅39.07%。

　　值得一提的是，光是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四家銀行所發行的結構性存款為2.3萬億元，占大型銀行結構性存款發行總量的69.28%，占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發行總量的23.91%。

　　為什么結構性存款在2018年末余額較2017年末激增，增幅高達38%呢？

　　中金固守分析員陳健恒稱，按照資管新規相關規定，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打破剛性兌付。因此，資管新規出臺以來，表內業務和表外理財業務需要嚴格區分開，結構性存款充當了保本理財資金的接替者，成為銀行緩解攬儲壓力、吸引投資者的工具。

　　較“巔峰”時減少4000億

　　雖然2018年末較2017年末結構性存款余額增幅高達38%，但是較2018年8月末的“巔峰”相比還是有所下降。

　　2018年的8月末，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曾一度站上十萬億元大關，達到10.02萬億元。2018年末較2018年8月結構性存款余額減少4015.63億元。

　　從發行主體來看，中小銀行所發行的結構性存款自2018年8月末達到“巔峰”后一路縮減，僅在11月略有增長。2018年8末、9月末、10月末、11月末、12月末，中小型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分別為6.76萬億、6.7萬億元、6.55萬億元、6.62萬億元、6.3萬億元。而2018年8月之后，大型銀行所發行結構性存款較均8月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2018年8末、9月末、10月末、11月末、12月末，大型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分別為3.26萬億元、3.42萬億元、3.33萬億元、3.34萬億元、3.32萬億元。

　　目前關于結構性存款的監管，主要遵循《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其中，《管理辦法》第七十五條，商業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應當具備相應的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

　　“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和人才團隊”這一要求將不少曾經發行過甚至依賴結構性存款攬儲的銀行拒之門外。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告訴記者，衍生品交易員需要長時間在市場上“摸爬滾打”，需要長期在一線經歷。而往往是類似于中國銀行這類長期從事國際業務的商業銀行，會比較注重團隊培養，這方面的經驗也比較成熟完善。而大多數商業銀行可能僅僅是改革開放以后，或者是近十年來隨著國際業務的發展，才開始需要這方面的風險管理等。也有一部分銀行是因為銀行客戶的國際業務需求和拓展，這部分銀行為了給予客戶風險管理的服務，才開始產生此類業務崗位的需求。

　　此外，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還存在“假結構性存款”等問題。

　　陳健恒指出，保本型結構性存款由于其具備結構性的條款設計，但并不具備結構性的收益特征，通常稱之為“假結構”。目前的“假結構性存款”主要在期權組合上采用了兩種策略：一是在期權部分設置了大概率不可執行的行權條件，并且不行權情況下收益較高且不需要受制于利率自律機制約束，從而使客戶獲得較高的無風險收益。該類產品沒有實質性的結構性操作，到期日銀行只損失期權費。而期權部分多為大行能做的與黃金、匯率掛鉤的費率較低的期權產品。二是期權組合的保底收益較高，最高與最低預期收益的差值較小，無論期權組合是否達到觸發條件，客戶都能拿到較高的最低收益。

　　同時，他表示，未來“假結構”的結構性存款將不復存在，但是“真”結構性存款，在我國可能仍需要較長時間的發展。一方面，開展“真”結構性存款業務要求商業銀行具備更強的研究能力和市場交易能力，而目前國內銀行受到牌照和薪酬結構的限制尚不具備。另一方面，結構性存款投資人需要具備專業的衍生品投資知識，明確結構性產品的風險，而商業銀行在銷售“真”結構性存款產品時，也要進行更多的產品信息披露與風險告知，對于投資者保護的監管要求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