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 貨幣政策變奏，新興經濟體央行加入降息潮

本報記者張奇北京報道

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正處于十字路口，多國央行或將相繼加入降息潮。

一般而言，央行貨幣政策影響因素包括經濟增長、通脹、匯率等，此前多國央行因貨幣貶值、通脹走高而加息，目前這些因素正在弱化。與此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將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降息可能成為更多國家的選擇。

“現在確實是有貨幣政策轉向的趨勢。一方面主要央行明顯轉鴿，如美聯儲；另一方面部分新興經濟體央行已經開始降息，如印度央行。”2月14日，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涂永紅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選擇會受發達國家政策溢出效應影響。比如美聯儲加息，大家要跟，現在美聯儲加息放緩，其它國家降息的外部壓力減小，這種情況下，各國要根據自身情況決定是否降息。

對中國央行而言，降息是可選的政策工具之一，不過何時用、怎么用，需待前期政策效果顯現后再做決定。1月15日，央行副行長朱鶴新在回答關于降息的提問時稱，現在貨幣政策在實體經濟中的作用正在逐步發揮，同時我們對原來的政策也在做動態評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為何轉鴿？

2月7日，印度央行下調基準利率25個基點至6.25%，此次降息是印度自2018年8月降息以來再次放松貨幣政策。

除已經行動的印度之外，多國央行都釋放了鴿派信號。1月23日，日本央行下調核心CPI預期和當前財年的GDP增速預期；2月7日，英國央行下調了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2月8日澳聯儲大幅下調GDP增速預期，并暗示未來降息概率增大。

標普全球評級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表示，菲律賓或是下一個跟進降息的亞洲國家，預計該國今年存在兩次降息空間。

“央行轉向背后的原因除了通脹壓力明顯下降以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貿易摩擦和全球需求向下的背景下全球貿易的下行壓力增加。”中信證券(600030)首席固收分析師明明稱。1月21日，IMF再次下調經濟增速預期，預計全球經濟2019年將增長3.5%，2020年將增長3.6%，分別比去年10月的預測低0.2和0.1個百分點。

“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比較悲觀導致貨幣政策有轉向的可能性，但是否轉向還需要觀察經濟走向。現在大家對美國經濟未來走勢存在分歧，有人認為只是增速放緩，不會馬上衰退，也有人認為很快會看到衰退跡象。如果后一種判斷成真，美聯儲可能會立馬結束加息，甚至開始降息。”唐建偉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他認為，新興市場貨幣政策主要受國內經濟增長、通脹及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影響。以印度為例，它降息可能是經濟基本面存在壓力，同時去年四季度大宗商品價格快速回落減輕了通脹壓力，另外美聯儲的收緊預期減弱，加上印度本身利率水平較高，存在下調空間。

“應該說，美聯儲加息節奏放緩減輕了全球很多國家貨幣政策收緊的壓力。”唐建偉稱。

中國央行如何抉擇？

多位分析人士均認為，降息是可選政策工具之一。“今年幾乎沒什么通脹壓力，從利率角度基本解除了對貨幣政策的壓力，同時現在美聯儲轉向鴿派，匯率貶值給貨幣政策的制約也基本沒有了，利率是可選工具了。”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稱。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認為，2019年伴隨多輪降準，央行有望適時下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以引導貨幣市場利率的穩定下行，從而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相較之下，重返舊路、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可能性不高。明明認為，MLF和LPR都可能是降息的具體方式。

不過唐建偉認為，現在主要的任務還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讓前期貨幣政策的效果顯現出來，是否降息要等到效果顯現之后再觀察，當前沒有降息的必要性。之前央行副行長回答媒體提問時，沒有把利率排除在政策籃子之外，降息仍然是可選工具。

他同時指出，不能僅指望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作用有如“繩索”，“抑制過熱”的效果強于“推動增長”，并且過于依賴貨幣政策存在一定負面效果，如資產泡沫、債務風險。過低的利率肯定會刺激加杠桿，我們剛剛緩和了高杠桿壓力，如果又去走老路肯定不足取。

涂永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我國經濟目前處于結構調整時期，過剩產能退出和新型產能興起需要比較寬松的環境，這種寬松是通過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來實現需要根據本國情況決定。

她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我國較長一段時間主要依靠貨幣寬松，目前M2占GDP的比重較高，這種情況下貨幣寬松沒有多大空間，且之前的寬松沒解決結構性問題，很多資金都流入回報率較高的房地產、信用風險較低的地方政府平臺，所以不調結構，貨幣寬松很難起到作用。這時候需要財政政策發力，所以要減稅降費，對中小企業施行更優惠的稅收政策。

（編輯：林虹）